不是秦始皇的焚坑事业，也不是清王朝的文字狱，是自己动手毁掉自己的作品。有这种人？
有一位，大名鼎鼎的曹操。《三国演义》第六十回写了曹操与益州别驾张松的一段趣事。张先生“额头尖，鼻偃齿露，身短不满五尺”，既丑且矮，却是巴蜀怪才，尤其博闻强记。他到许都拜谒曹操，原为进献西川，因为不满曹操倨傲，便耍了个小聪明，把曹操新著兵法《孟德新书》浏览过后说成是战国无名氏的作品，并且当场为曹操手下的主簿杨修背诵了一遍。曹操闻知，大为纳闷，“莫非古人与我暗合”？于是把这部新著扯碎烧了。尽管作为正史的《三国志》和《资治通鉴》都没有这段记载，可能是稗官野史的玩艺儿，然而仔细一想，倒也合乎曹操的性格逻辑。
无独有偶，又一位，同样大名鼎鼎的王安石。据徐度《却扫编》记载，博闻强记的刘（又一个博闻强记！）去拜访王安石，适逢王正在吃饭，便在王的书房等候，随手翻阅案上文稿，那是王的新作《兵论》草稿，竟一口气读完。少时，王、刘见面交谈之际，王问，近来可有大作？刘心血来潮，说有一篇《兵论》，尚待修改，接着把文稿的意思复述了一遍。王不晓得刘已经读过《兵论》，始而吃惊，继而沉默，终于取出文稿扯碎了。《却扫编》是一部私人笔记，不免有耳食之谈，可信度多少要打些折扣，但这段记载同样符合王安石的性格，拗相公不会吞咽别人嚼过的馍，更不会抢先出版大著。
小时候读《三国》，看到奸雄上当，大呼痛快，后来有了些文墨，渐渐认识到曹操原是大英雄，颇为他惋惜；而对王安石，我是始终崇敬的，每恨刘恶作剧，生生地毁了又一部兵书。
细说起来，毁稿的不止曹、王二位，古今中外颇有人在，虽然比不得星罗云布，到底不是麟角凤毛。从毁稿中见境界，已经造就人类文明史上一种独特的人文现象。试看荦荦大者。西晋的史学家夏侯湛“幼有盛才，文章宏富，善构新词”，“著论三十篇，别为一家之言”，他历经多载辛劳，写出《魏书》初稿，得知另一位史学家陈寿也写出《三国志》，“时人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便找来拜读，读后觉得《三国志》确实比《魏书》写得好，权衡之后把自己尚未问世的《魏书》毁弃，而且不再续写———“坏己书而罢”。（见《晋书》卷55、卷82）
中国如是，西方亦然，毁稿次数最多的恐怕要数俄罗斯作家果戈理。据《俄罗斯作家的故事》（肖尔著，贾明、滕砥平译）一书记叙，这位大师只要觉得不满意，或者别人的批评击中要害，他便毫不犹豫地把“心血的结晶”投入壁炉，一火了之。
如果说，毁稿是对原先认识的全面的、彻底的否定；那么，与毁稿相类的改稿便是局部的、有保留的否定了。相对地说，毁稿的现象毕竟少了一些，而改稿则司空见惯。笔者仅就手边资料，开列一组数字：
王充著《论衡》八十五篇，反复修改，用了三十年；
左思在屋内庭中到处放着纸笔，想到一句，随时记下，反复推敲，如是十年，写成令“洛阳纸贵”的《三都赋》；
张衡的《二京赋》只有五六千字，从搜集材料到修改定稿，用了十年，他说“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不耻禄之不伙，而耻知之不博”；
欧阳修将文章草稿贴在卧室，坐卧观之，反复琢磨，一改再改，有的文章改到最后，原稿已无一字；
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参考书籍二百多种，三千多万字，每日删改稿纸达一丈多长，历十九年书成，未用的残稿堆满两间屋子；
顾炎武纂辑《音学五书》，易稿五次，费时三十余年，书刻出未印行，又校改了四次；
李时珍著《本草纲目》历时二十七年，大规模修改三次，每次都几乎推翻原稿，从头再写；
孔尚任作《桃花扇》，前后十五年，凡三易稿；
哥白尼写《论天体运动》，多番修改，用了三十年；
摩尔根写《古代社会》，反复推敲，用了四十年；
达尔文无数次的考察、修订，历时二十八年才写出《物种起源》；
弥尔顿写《失乐园》，“怀胎”复“难产”，前后达二十七年之久；
哥德的《浮士德》是近六十年构思、写作、修改的结晶；
巴尔扎克的作品总是一改再改，一般要改上五六遍，甚至十多遍，结果校样和重排的成本费用使他损失一半或更多的稿费收入；
毋庸赘述，人类的文化精英们是如斯悲怆地构筑着人类文明史上最为凄美的文化景观！
今天，当我站在新世纪的起点上，瞻仰着历史的风景线，我已经忘却由衷的赞美，只觉得心中升腾起创造的神圣！天风浩浩，海水滂滂，大雅之音袅袅，那是文明之所在……忽然间隐隐传来不和谐的声浪，“包装”、“炒作”、“卖点”、“优秀”……猛回头又隐约可见嬉皮笑脸的胡诌，改头换面的抄袭……声光淆乱，沸沸扬扬，如同大开锅。我不由想起高原煮水的奇观，眼见着水开得哗啦啦响，一测试，不过七八十摄氏度，稀饭都煮不熟。试看当今文艺界那一丘丘隆起的土子，恰如沸水盈天的微型高原，文化压强不能达标，浮躁便成了舞文弄墨或者傅粉施朱一类人物的一种时尚，悲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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